文章摘要： 中国没有机制承接科研成果，也不鼓励老师当老板，所以成果转化中商业上的事始终没有得到解决。
原标题：重磅独家｜付林已于春节前取保候审；江亿院士：付林案折射了科技界非常严重的一些问题
来源：丽尔莫斯
春节刚过，摩斯有一个好消息要带给大家：清华大学付林教授已于除夕前一天取保候审，前天他已经回归清华，投身他热爱的科研工作！虽然案子没有完结，但付林教授能够暂时回归正常生活，被中断的课题、苦苦支撑的团队都有了希望！
付林教授的命运牵动着很多人的心。2017年11月4日，《经济观察报》头版头条发表了摩斯的调查报道《致命的合同: 击退雾霾的顶尖科学家，如何倒在了科研成果转化路上》，文章上线第二天阅读量突破500万。当日高峰时期，网易、头条号等在线评论同时高达7万条，眼见得人心如热浪滚滚而来。而这篇刷屏的报道始于丽尔摩斯公号上的一条留言。
2017年7月底，丽尔摩斯公号收到一条留言，大意是曾看过摩斯写过的浙大褚健案，也请摩斯关注清华付林案。取得联系之后，摩斯得知留言人正是付林教授的夫人曲燕女士。此后在清华大学的系列采访，以及供暖行业的系列采访，逐步还原了付林案的来龙去脉。事情很简单，付林的一项技术关涉巨大的商业利益而被人觊觎，在合作不成之后被举报。但很有意思的是，举报内容非关商业，而是付林这项技术的研发及成果转化过程。正是这一点，让付林案在高校变得极为敏感，因为对于所有想做成果转化的科技工作者来说，付林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。
摩斯是做商业报道的记者，没想到会和中国的科技界有这样一段奇妙的缘分。而缘分的起点，却是中国科学家的人生悲剧。相信很多人看过摩斯的《视频 | 褚健，下一个褚时健？》（【独家】中控迷失），那是2015年曾一度刷屏的调查报道，浙大副校长褚健和付林一样被人举报。褚健案和付林案几乎是一个套路，在巨大商业利益的诱惑下，在邪恶人性的蛊惑下，他们找到了科学家们的软肋——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并没有成熟的环境与氛围，政策上有不太明晰的地方，而以公职身份参与转化科研成果很容易就有以公谋私的嫌疑。加之科学家大都率真、耿直、社会情商不高，所以他们一旦进入残酷的商业丛林时，九死一生是可以预料到的结局。
这两起大案应该引起全社会足够的警戒。两个名校教授——一个浙大、一个清华，两个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，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，反而受到非人的待遇，在看守所白白浪费两三年的时间——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，这不仅是科学家个人的悲剧，也是时代的悲剧。
不能再让悲剧重演！自从丽尔摩斯开号以来，这两组大案引发了很大的关注，希望能为中国的科学家正名，也希望能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环境的成熟尽微薄之力。
想解决问题，首先得了解问题。在付林案的采访过程中，摩斯多次采访付林教授的博士生导师、清华大学建筑节能中心主任江亿院士，江院士是我国供暖行业唯一的院士，他不太为人所知的另一个身份是清华同方的创始人之一，后来因为看到科研成果转化中暗藏的危险而离开公司，回到学校。在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，科研成果转化也是困扰他的一个问题，而付林的悲剧达到了他困扰的顶点。
“我们这摊人马一共有3个国家发明二等奖、1个北京市科技发明一等奖，在转化中都出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事。付林的项目盘子最大，出的事也最大，他将近两年失去自由，代价太大了！”江院士说。
在这几次的采访中，江院士痛陈科技界的一些普遍性问题，这些问题付林几乎都遇到了。不解决这些问题，恐怕还会有更多的付林、褚健，恐怕中国的科技进步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。
以下是摩斯对江院士的访谈实录，希望引发反思。（摩斯简称“摩”；江院士简称“江”）
摩：在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，付林的遭遇是否具有代表性？
江：非常典型。
摩：付林案对学术界、科技界的影响大吗？
江：很大。现在我走到哪儿，认识不认识的都在谈论付林的事。有的离得挺远的、很少联系的人，都在打听这事。这事很敏感，我接到过不少留学国外学者的询问，都是有所成就的，他们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回来。
摩：付林案的焦点，到底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，还是司法的问题？
江：司法是另一个领域，我不便评论。但这件事反应了科技界非常严重的一些问题。
科研分两种，一种是理论研究，主要评价指标就是看论文。一是论文数，高校老师谁发的论文多谁升的快。我经常作为专家参与一些评审，我们常开玩笑说，根本不用我们评，三岁孩子会数数就行。另外要看论文是不是发在国际期刊上，因为追捧国际期刊，很多论文讨论的都是国外问题。基础研究还好，很多工程应用研究也讨论国外的，在国内根本没有实际用处，也就是说很多人拿着中国的钱在研究国外的问题。这合理吗？
所以，一味地“唯论文”导向，结果就是“论文误国”。2008年付林的那项后来获奖的技术“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”已经报了专利、写了文章，还在高教出版社出了本书，2009年我们还一起去瑞典做了推广。对老师来说，按照现行体制这就算完事了，但是这有什么用呢？对解决实际问题一点用也没有，最后就是垃圾堆里的废纸。
另一种是应用型研究。但是应有研究有一个非常大的障碍，就是成果转化。付林也是清华大学建筑节能中心的团队成员，我们这摊人马一共获得了3项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和1个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，都是很好的技术，但是转化都很困难。付林的那个项目盘子最大，出的事也最大，他差不多失去两年的自由，代价太大了！
我们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能看到研发的技术被应用，而不是一张废纸。我们就是想做点真东西，帮助国家解决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。但是付林这件事之后，很多人都觉得，还是写写论文最安全。
摩：那么，科研成果转化中最难的地方在哪儿？
江：最难的是第一步，把初步产品做出来。对于工程应用型的研究来说，不把真东西做出来，可能连你论文到底对不对都不知道。初步产品做出来了，接下来才真正进入科研成果转化的阶段。很多人以为把专利转让出去了，就是科技成果转化。这太不理解科研过程了，也把科研成果转化看得太简单了。
但是要做出真东西来就要找钱，无外乎两个来源，一个是国家的课题经费，一个是外面企业投钱。
先说课题经费。一般从申请经费到拿到手得两三年时间，但两三年之后你的想法可能变了。而且在申请经费的时候你就得写上你要做出多少项专利，天知道你能做出多少项专利！科研过程中还必须按照当初申请时的计划进行，不能更改想法。
在我看来，这些做法都是非常违背科学规律的，并不是规划好了就能做出来，所以很多课题都只能炒剩饭，拿不出有创造力的东西。这是很大的浪费！一方面好的课题想法无法及时拿到经费，另一方面大量的经费就那样白白浪费着。看上去心疼极了！但比如登月计划这样的大项目，国家可以定个大方向，科学家立项，这是可以的。
我们这个团队拿到的4个奖，都不是正儿八经的科技经费，都在外面找的钱。付林的项目虽然拿到了一部分国家经费，但是他出事也是因为拿了外面赞助的科研费用，就是赤峰富龙热力那笔钱。
再说外面企业投的钱。作为科研人员，你追求的是企业把科研成果在工程上用起来，这时是你求企业，还是企业求你？当然是你要求企业。如果是企业求你的东西，大概它是比较成熟的，或者美国已经有的，这时大家敢呼呼砸钱上。但中国原创的、美国没有的东西，就没有人信，做起来费劲极了。这也是中国特别悲哀的现状！
如果有企业看上了你的技术或专利，这时又会遇到另一个很麻烦问题——专利的问题。很多专利是学校和老师共有的，要做成果转化就得让企业把专利买下来，动辄得几十上百万。这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初步产品，企业来其实是担着风险投入资金做研发的，也许成功也许失败。这时你让人家买专利先花几十上百万的钱，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死结，想来做科研成果转化的企业会重新评估风险，甚至知难而退。
另外，国外的一些公益性质的基金会也会资助科研成果转化，比如福特基金会就资助过很多项目。但在国内好像还没有这样的基金会。
所以，我们缺乏一个有效的平台把初始的产品做出来，缺乏一个机制让想法变成现实。
摩：拿专利做技术入股是一种常见的合作方式，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中为什么不采取这种方式？
江：很多专利是老师和学校共有的，如果专利技术入股，就意味着学校也要承担相应的股东责任。学校毕竟是学校，所以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基本上就是卖专利，回收现金。
摩：高校成果转化是只有在中国这么难吗？国外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方式？
江：科研成果转化在全世界都不简单。前几年去挪威科技大学考察，他们成立了一个国有公司专门承接高校科研成果转化，把技术和市场联结起来。这个是他们的重大创新，给我们重点做了宣讲。
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美国的做法。美国非常鼓励老师做老板、成为富人，很多老师都是公司的股东。但是中国没有这个氛围，网上有人说付林是“清华首富”，首富在中国语境里差不多是个贬义词。
最近几年国家出台了很多鼓励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，其中一条就是老师和学校共有的专利，老师可以占70%的份额。但你就是百分之百的份额都给老师，老师敢没有心理负担地做转化吗？毕竟你还是拿着国家工资的人。你想大张旗鼓搞转化，除非离开学校。所以观念上，我们始终也没有突破。
中国没有机制承接科研成果，也不鼓励老师当老板，所以成果转化中商业上的事始终没有得到解决。
摩：这几年似乎中国的科技实力似乎有所增强，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。您怎么看待这件事？
江：这一点上，应该看到中国的企业在科技进步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，出现了一批有竞争力的科技企业。但是高校的科研有脱离现实的趋势，比如2016年在格力开一个磁悬浮离心机的鉴定会，技术非常复杂。其中一个教授一辈子就研究这个，这个会议前不久他在一个论坛上说该技术有很长的路要走，结果人家格力的真产品都做出来了，这帮专家居然不知道，你说可怕不可怕。
我一直认为，国家应该大力支持基础研究，但应用型研究应该鼓励企业多参与，比如企业拿钱做科研享受税收优惠。另外，应用型研究应该由国家拨款制改为购买制，也就是把先给老师钱改为根据成果情况后给钱结算，启动时可以帮助老师在银行贷款，如果研发不成功老师要承担经济损失。这样腐败、不正当的事就少一点，真没点本事你也不敢骗科研经费。
浪费科研经费的现象越演越烈。1990年代，同一个项目国外100万美金，咱们在国内可能就是六七十万人民币；但是现在国外还是100万美金，咱们变成了1000万人民币。1990年代我们的经费很少，但是成果不比别人差；现在我们经费很多，国外同行都很羡慕，论文也很多，但是有几个真正的成果？我们的科技贡献率很低，GDP全球第二，但是科技贡献率在10名之外。
摩：付林案最大的警示意义是什么？
江：大家什么都不干了，要是干了就跟付林一样下场。付林在科研成果转化中成立了自己的公司，但他是为了把事做成才弄了公司。如果有中介组织，或者有好的机制、平台，付林也许不需要成立公司。很多科研工作者和付林一样，为了把想法变成现实不得不成立公司，是被逼成老板。但是成立公司之后就是一堆麻烦事，我曾经劝过付林不要做公司，这样祸害家里。
我们没有三头六臂，遇到好多事不知道怎么解。特别希望有好的机制、平台，老师们比较单纯，这对我们是一种保护。这种机制、平台还不是说谁拿出多少钱来做事，还有要有好的环境和氛围，比如好的法律环境、创新环境等。
摩：对于科学家来说，您的世界里最重要、最感兴趣的是什么？
江：想出一个好东西，夜里睡不着觉。夜里做梦还在做设计，算东西，乘法做小数点几位。白天醒了赶紧写下来，再做出来，看它成真的了，这就是最大的享受。如果把研究出来的结论变成真东西，这最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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